陈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我国古代，祭祀天地是国家礼仪体系中极为重要且规格最高的祭祀典礼之一。方丘作为唐代祭祀大地之神的重要场所，体现了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之情。这种祭祀仪式是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方丘遗址承载着丰富的礼制文化内涵，反映了唐代在宗教信仰、礼仪制度等方面的特点和传承。

礼法合治的历史遗产

方丘是隋唐帝王进行郊祀活动的礼仪建筑，通常为方形，又称“地坛”。唐长安城的方丘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街道环岛东南，现存一座夯土台，高约9米，东西长约35米，南北宽约30米，呈不规则长方形。台分上下两层，下层高约3米，南、北、东侧有部分台面露出，东侧台壁可见清晰的夯层结构。关于方丘的外形，《隋书·礼仪志》称“其丘再成，成高五尺，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旧唐书·礼仪志》载“坛制再成，下成方十丈，上成五丈”，与实际勘测结果可相互印证。

郊祀，“祀于郊也”，指在郊外祭祀天地。作为天人感应的重要途径，郊祀活动受到古代统治者的重视，“夫郊祀者，明王之盛事，国家之大礼。”依《大唐郊祀录》，郊祀内容有郊天、祭地、迎气、朝日夕月、大蜡等，其中的祭地之仪即在方丘举行。在现代楼宇环抱中的方丘遗址，既是我国古代“礼序乾坤”国策的重要见证，亦是“地载万物”哲思的突出载体，堪称彰显传统礼法合治理念的重要历史遗产。

方丘建制的依据

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杜佑倾所撰写的《通典》引武德《祠令》，对方丘方位、祭祀对象、典仪程式等有详细记载。

方丘方位。周制，“夏日至，礼地祇于泽中之方丘，其丘在国之北”（《周礼》），可见北郊祭地之仪古已有之。“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君南乡于北墉下，答阴之义也”，“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又知丘坛方位之设置受到阴阳调和思想的深刻影响。“古者祭天于圜丘，在国之南，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在国之北，所以顺阴阳，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类也。”由是观之，对于宫城北郊为方丘之规定，既因袭古制，又契合“天地交泰”的哲学思想，背后折射出的是我国古代“法先王”的政治传统。

祭祀对象。方丘祭地之对象分为主祀、配帝和从祀三等。皇地祇为主祀，是方丘祭地仪式中最为核心的祭祀对象，被视为大地之母，主宰着大地的山川、河流、土地以及万物的生长繁衍，在整个祭地仪式中具有最高的神格地位。配帝指古代有功德于大地的帝王，他们会与皇地祇一同享受祭祀。在某些朝代的祭地仪式中，会以先帝或有突出功绩的帝王作为配帝。神州以下为从祀，系与地皇祇相关的其他神灵，包括山川、河流、土地等各种自然神灵以及与土地相关的神灵。

典仪程式。因神格高低有别，祭祀对象所处之神位、享受之牺牲也分尊卑。按令，皇地祇与配帝神位在坛上；神州在坛之二等；五岳以下三十七座设于坛下外壝之内；丘陵等三十座设于外壝之外。“壝，坛与堳埒也”，是指祭坛外的土堤。祭祀皇地祇以及配帝，牺牲用二黄犊；祭祀神州用一黑犊；五岳、四镇以下加羊豕各五。据《新唐书》，“夏至祭方丘，皇地祇及配帝，籩豆皆十二、簋一、簠一、?一、俎一。神州，籩四、豆四、簋一、簠一、?一、俎一。其五岳、四镇、四海、四渎及五方山川林泽，籩二、豆二、簋、簠、俎各一”，可知使用之器皿亦有不同，此乃儒家“礼有等差”思想的体现。

唐律对方丘实施保护的具体规定

所谓“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令对方丘建制问题有所规定，律对毁坏方丘之犯罪行为便有所惩治。据《唐律疏议》卷第二十七“毁大祀丘坛”：“诸大祀丘坛将行事，有守卫而毁者，流二千里；非行事日，徒一年。壝门，各减二等。疏议曰：‘大祀丘坛’，谓祀天于圆丘，祭地于方丘，五时迎气祀五方上帝，并各有坛。此等将行祭祀，各有守卫。此时有损坏丘坛者，流二千里。‘非行事日’，谓非祭祀之日而毁者，徒一年。‘壝门，各减二等’，壝门，谓丘坛之外，拥土为门。毁壝门者，将行事之日，徒二年半；非行事日，杖九十。故云‘各减二等’。毁中、小祀，各递减二等。”

该律文有如下特点。其一，“有守卫而毁者”方入罪，可见本条要求是故意犯。过失毁坏丘坛者，不予处罚，体现了我国古代“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的法律思想。其二，本条以破坏的时间及设施的不同而区分罪名轻重：犯于将行祭祀之时者，流二千里，犯于其他非祭礼之日者，徒一年；破坏祭坛外之壝门者，分别依犯于不同时间之处罚，相应减二等。此等安排，颇具现代刑法学原理中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精神，彰显了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的风格。其三，“毁中、小祀，各递减二等”之规定，使得本条具有准用性规范性质，适用范围大为扩张。“凡国有大祀、中祀、小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蠶、孔宣父、齐太公、诸太子庙，并为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灵星、山林、川泽、五龙祠等，并为小祀。州县社稷、释奠及诸神祀，并同为小祀。”故破坏上述中祀、小祀祭祀场所之行为，均可比照本条，区分犯罪时间和犯罪对象予以处罚。

此外，唐律对祭祀准备失职、盗窃祭祀物品等犯罪行为设立专条予以防范：“诸大祀不预申期及不颁所司者，杖六十；以故废事者，徒二年。……牲牢、玉帛之属不如法，杖七十；阙数者，杖一百；全阙者，徒一年。……即入散斋，不宿正寝者，一宿笞五十；致斋，不宿本司者，一宿杖九十；一宿各加一等。中、小祀递减二等”“诸盗大祀神御之物者，流二千五百里”“诸弃毁大祀神御之物，若御宝、乘舆服御物及非服而御者，各以盗论；亡失及误毁者，准盗论减二等”。以上诸条与“毁大祀丘坛”条一道，构成了唐代维护方丘祭地之仪正常进行的完整规范体系。

唐代方丘祭地之仪被明确纳入律令体系，礼仪规范与律令典制水乳交融、相辅相成，这是中华法系“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特点的生动写照。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本文系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唐宋时期官僚叙复法转型研究》（项目编号：23BFX19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