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

上世纪70年代，一首名为《兰花草》的校园民谣风靡台湾，之后传入大陆，传唱至今。而这首歌的歌词，正是源于著名学者胡适先生于1921年创作的一首小诗。

1.

这首诗原题为《希望》，最初见于胡适1921年10月4日写的日记。关于这首诗的创作缘起，比较流行的说法是：1921年夏天，熊希龄夫妇创办的香山慈幼院举办周年纪念会，特地邀请胡适演讲，临别时赠予他一盆兰花。胡适满心欢喜，带回家悉心照料，然而直到秋天，这盆兰花却一个花苞也没有开出。胡适又按自己的心意，进行新的培植，以待来年开花。他由此有感而发，写下这首小诗。诗中的“我从‘山中’来”，指的是从西山（香山慈幼院位于北京西北郊）归来；“种在‘小园’中”，便是种在胡适北京的家中。

多年以后，胡适忆及早年在北京的生活，感慨地说：“我在国内混了二十多年，总是租房子住。”

1917年9月，26岁的胡适学成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房问题。他先是暂住在北大教员宿舍，后与安徽同乡高一涵合租在朝阳门内竹竿巷、南池子缎库胡同。时局渐趋稳定后，1920年5月22日，胡适搬到位于地安门内钟鼓寺14号的四合院，在这里住了六年之久。他在当天的日程里写下“至新屋（今日迁居）”，次日又作诗一首：“偶然抬起头来，只见那满天的星，半圆的月，明晃晃地照人如故！”

据胡适表弟石原皋回忆，胡适的家“离北大不远，住宅是普通四合院，房子不大，一进门为门房，两侧为厢房，正房居后，旁有耳房，厨房很小，厕所更狭。庭院也不宽大，栽有一二棵小树，数盆夹竹桃”。胡适将正房作为卧室和书房，厢房为客房和会客室，家具陈设也很简单。书房“有一张很大的写字台，一两个书橱，一张旋椅，几张小椅，四壁空空如也……满桌都是书籍，看起来很紊乱”。胡适在家的主要活动就是读书写作，偶尔到庭院中散步。妻子江冬秀爱打麻将，只能躲得远远的，以免使打牌声吵到他。胡适在外的应酬颇多，但无论多晚回来，他都要在书房看一会儿书再入睡，这是他的习惯。

随着家庭新成员的降生和《努力周报》的创办，位于钟鼓寺的小院愈发热闹起来。每逢周末，这里便成为京城著名的文化沙龙，林语堂回忆道，“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贩夫，都一律欢迎。对穷人，他接济金钱；对狂热分子，他晓以大义。”除钟鼓寺外，胡适在北京的寓所还有景山大街陟山门6号、地安门米粮库4号和东厂胡同1号。如此算来，胡适在北京居住将近20年，堪称“半个北京人”。北京不仅是他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更是他学术思想臻于成熟、文化事业达到巅峰的黄金时期。如今，胡适的每一处故居都像一页鲜活的书签，标记着这位新文化运动旗手留下的足迹。

2.

胡适以提倡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他一生奉行自由主义，却始终认为“宽容比自由还更重要”，无论对谁，都保持着一种“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不站队、不妄议、不迎合、不谩骂。从北大教授到北大校长，无论身份地位如何变化，他对朋友都平等相待。有学者统计，与胡适有书信往来者就有数千之众，上至政要学者，下至平民百姓，各行各业都有胡适的朋友，大家提起他时都会说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历史学者罗尔纲在回忆胡适的时候曾写道：“适之……好比煦煦的春阳一样有着一种使人启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动，教人奋发。”

胡适品性的形成，与他的故乡安徽绩溪上庄村息息相关。位于适之路28号的胡适故居是一座典型的晚清徽派建筑，门额上镌刻着“兰蕙书屋”四个大字。胡适的父亲胡传对兰花情有独钟，特意聘请徽雕大师胡国宾给家中的门扉窗棂刻上兰花图案，并题写“珍重韶华惜寸阴，入山仔细为君寻。兰花岂肯依人媚，何幸今朝遇赏音”等诗句，其中便包含着父辈对家风的传承和对子女的厚望。《孔子家语》有言：“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胡适自幼耳濡目染“君子修道立德，不谓穷困而改其节”的训诫，这对他日后“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人格的塑造，无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

胡适故居展室前有一方石碑，上面刻着他翻译的罗伯特·勃朗宁的诗句：

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我能等着你的爱慢慢地长大。

你手里提的那把花，

不也是四月下的种子，

六月才开的吗？

再说回钟鼓寺，其旧称是钟鼓司，因是明朝二十四衙门之一钟鼓司所在地而得名。清末始称钟鼓寺，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1920年，胡适先在钟鼓寺14号安家，两年后又租下相邻的15号院落。1965年整顿地名时，钟鼓寺正式更名为钟鼓胡同。从地理方位来看，钟鼓胡同位于地安门东大街与五四大街之间，呈南北走向，北起后局大院，南止嵩祝院北巷，东临北河沿大街，西靠腊库胡同，步行到北大红楼仅需几分钟。

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如今漫步在钟鼓胡同，已难觅当年皇家礼乐的钟鼓齐鸣，更不复往日胡适寓所的高朋满座，只有这寻常巷陌，依然默默见证着北京城百余年来的历史沧桑。

3.

《希望》首次发表于1921年10月12日《晨报副镌》第2版，后又相继发表在10月16日《民国日报·觉悟》第3版及1922年7月《新青年》第9卷第6号，最终收入增订四版《尝试集》，可见胡适对这首小诗的青睐。

根据胡适日记将全诗抄录如下：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全诗共计三段十二句，语言质朴，节奏明快，读起来朗朗上口，呈现出白话诗初创时期的独特风貌。这首诗在形式上看似是改良的五言旧体，实则完全突破了古典诗歌的格律束缚，既不讲求严格的平仄对仗，也不刻意用典，甚至连韵脚都随性自然，充分体现了新文化运动中“诗体大解放”的创作主张。诗中的“兰花草”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可视为诗人对高洁品格的坚守，又可解读为才学抱负的寄托，更可升华为时代理想的投射。在新旧交替的转型期，胡适高举“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大旗，在“一日望三回”的守护之中，努力培育“希望之花”，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多重象征并非刻意为之，诗中兰花的自然意象与诗人的人生感悟浑然天成，恰是其“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主张的完美实践。百年后重读《希望》，依然能感受到那份真诚质朴的希冀：无论是个人修养、学术追求还是社会理想，都需要“容忍与自由”的平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严谨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务实态度，方能等来“祝汝满盆花”的盛景。

五十载光阴流转，台湾音乐人陈贤德和张弼给这首小诗注入新的生命力。他们将其谱曲，更名为《兰花草》，同时对原诗作了一些修改，使其更有利于传唱。如将“希望开花好”调整为“希望花开早”，使期待之情更加鲜明；“一日望三回”中的“望”改为更口语化的“看”，更符合今人的语言习惯；而“急坏看花人”则被改为“兰花却依然”，赋予歌曲舒缓优雅、从容淡定的意境。最明显的改编在结尾部分：“转眼秋天到，移兰入暖房。朝朝频顾惜，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开，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添得许多香。”这一调整不仅延长了叙事时间线，更使情感基调从焦灼急切转为温柔守候，最终迎来满庭花香的圆满。

诗歌不仅仅是语言的艺术，更是时代的回响。1980年6月9日香港《文汇报》发表《第二个春天——读台报有感》，提到当时台湾流行的胡适作词的这首歌曲：“由于《兰花草》一流行，许多模仿《兰花草》的歌也纷纷出笼。比方‘我从东北来，带着乌拉草’……”

关于这首诗还有一种说法，当时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正在家中待产，胡适便赋诗一首，借等待兰花的盛开，表达了夫妇二人等待新生命的焦灼与期盼。那年夏天，胡适携长子思祖送别恩师杜威回国，心中既有离别的怅惘，又有对未来的期许。12月27日，胡适的第三个孩子降生。为了纪念杜威，胡适给孩子取名“思杜”。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