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王綦《陶渊明诗意图》
鄱阳湖，古称彭蠡泽、彭泽，位于江西省北部，地处九江、南昌、上饶三市，汇纳赣、抚、信、饶、修五大河流来水，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以“丰水一片，枯水一线”的独特景观闻名。根据地质科学考察可以得知，因地壳陷落、不断淤积，庞大浩瀚的鄱阳湖体在约一万年前形成。至于如何庞大浩瀚，如果不以科学数据与地理参数来衡量，仅需要一些感性认知的话，早在1300多年前，“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已给出最佳答案。其名作《滕王阁序》中即有名句赞叹鄱阳湖，“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以此句来形容这一万年大湖的壮美之态，再合适不过了。
1.
鄱阳湖既然是历史悠久的万年大湖，故事定然不少。生长于湖畔的鄱阳故人中，最为知名的，应是一千六百余年前，那辞官隐居、终老庐山的陶渊明。
陶渊明生于公元352年（一说365年），于427年逝世；字元亮，又名潜，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上任八十多天便辞官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为世人留下了众多名篇佳作。
陶渊明是东晋末年至南朝宋初期诗人，可这一时期的诗文总集，或者说这一时代的诗文遗产，如谓之“晋诗”或“南朝诗”，却远不及“陶诗”更闻名于世。可以说，“陶诗”这一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专有名词，正是陶渊明以一己之力创造出来的，承载着一种特殊精神境界的文学符号——这一符号横空出世，迥异于后来通行于世的，以王朝而非个人命名的“唐诗”“宋词”及“元曲”。
陶渊明一生从东晋到南朝宋，再算上中间由桓玄建立的“楚”（仅存一年），总共经历了三个朝代，十个皇帝。他出任江州祭酒一职是在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这是他第一次出来做官，此时他大约29岁。关于陶渊明首次做官的目的和辞官归隐的原因，在南朝萧统所撰的《陶渊明传》中有简单而明确的记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短暂不堪的为官生涯，极不适宜为官的个性，让他决心“解甲归田”。
孰料陶渊明这不宜为官的个性，使得他从此之后屡任屡辞，共计五次任职又五次辞职，终于归隐庐山，不再“为五斗米折腰”，开始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世外生活。那篱下种菊、悠然见山的隐居生活，就此成为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反复吟诵、心向往之的理想境界。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中国文化体系中自成一派“隐逸”文化，也成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独特人文景观。
2.
事实上，在陶渊明“悠然见南山”之前，司马迁在《史记》中早有“南登庐山”一语，后世也自然而然地将陶渊明笔下的“南山”，定格为鄱阳湖流域中的第一名山——庐山。
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东临鄱阳湖，雄峙长江南岸，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誉。此外，庐山还是一座佛教名山，自古高僧隐士云集，位于庐山西麓的东林寺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发源地。陶渊明隐居庐山期间，就与僧人慧远结为知己，诗文往还，心神相契，在山间湖畔留下了一段段乐山乐水的历史佳话。据统计，陶渊明在庐山共留下120首诗与20篇文章。
三百年后，李白继游庐山，其诗作《望庐山瀑布》的壮美雄奇自不待言，而他对陶渊明的追慕更是心有戚戚，大有诗酒神交之意。李白在另一首诗作《山中与幽人对酌》中，便化用陶渊明饮酒的典故，表达了他与三百年前的庐山隐士对酌山中的意趣。诗云：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这则典故出自南朝梁沈约所著的《宋书·隐逸传》。陶渊明归隐后闲居家中，九月九日重阳节这天，宅边菊花盛开，因为没有酒喝，陶渊明便走出家门，坐在菊花丛中很久。恰逢江州刺史王弘派人送酒来，陶渊明也不推辞，立即开始喝酒，喝醉之后才回去。陶渊明不通音律，却保存了一张无弦琴，每次喝酒到酣畅之时，都弹拨一番。来拜访的人不论贵贱，只要有酒就招待他们。如果陶渊明先喝醉，就告诉客人：“我喝醉了要睡了，你可以走了。”陶渊明的率真如此！
又过了三百年，比李白更甚，苏轼将陶渊明视作神明，终生以其为诗文楷模与精神导师。苏轼身体不适时则读陶诗，且只读一篇则罢，唯恐读尽后无以为继。苏轼贬谪岭南后，更是终日与陶诗柳文为伴，作为其精神慰藉之良方。苏轼在《与程全父十二首》中写道：“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苏轼不仅将陶渊明、柳宗元诗文集视作南迁“二友”，还追和全部陶诗。
宋神宗元丰三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谪黄州（今湖北黄冈）。次年春夏之际，苏轼生计困难，在老友马正卿的帮助下，向州郡求得黄州东门外东坡故营地数十亩，开垦耕种，以补食用之不足。苏轼因此自号“东坡居士”。这年冬天，黄州大雪盈尺，苏轼在东坡营造了房屋，名为雪堂。元丰五年初春，苏轼躬耕于东坡，居住于雪堂，感到满意自适，有似晋代诗人陶渊明田园生活一般。苏轼想象着陶渊明游览斜川（位于今江西星子、都昌二县县境，濒鄱阳湖，风景秀美——陶渊明曾游于此，作《游斜川》诗并序）时的景况，宛如他的东坡雪堂初春景致，感慨无限，为之赋词曰：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
3.
陶渊明死后一千年，鄱阳湖畔又诞生了汤显祖。汤显祖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著名戏曲家、文学家。他出身书香门第，早有才名，诗词歌赋皆精，且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诸书，青年时代已声名在外。汤显祖34岁时即中进士，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
较之陶渊明，汤显祖的前半生似乎更为顺利，他所处的时代是经济发达、国土广大的明代，比之陶渊明所处的“乱世”，要更为“开明”与“强盛”。然而，在这样的“盛世”之下，汤显祖最终还是选择了与陶渊明一样的道路——辞官归隐，专事著述。只不过，汤显祖抒写的主题，不再是文士的隐逸志趣，而是人间那真情实感的男女爱恋。
原来，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汤显祖目睹当时官场腐败，愤而上《论辅臣科臣疏》，触怒了皇帝及权贵势力，被贬为徐闻典史，后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出任知县期间，汤显祖政绩斐然，却因压制豪强、触怒权贵而招致上司的非议和地方势力的反对，终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愤而弃官归家。
汤显祖仕途受阻、半世隐没，却因之成就了一部经典名著——《牡丹亭》。这是一部用当时流行的南曲声腔为歌谱，谱写的可用于舞台搬演的剧本，原名《牡丹亭还魂记》，简称《牡丹亭》，成书刊行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
《牡丹亭》中的女主角杜丽娘，本是南安太守的千金，天生丽质而又多愁善感。她时值豆蔻年华，情窦初开，却为专制礼教所禁锢，不能得到自由和爱情。一日，杜丽娘到后花园踏春，归来颇感困乏，倒头便睡。睡梦中，与一名唤柳梦梅的书生在牡丹亭中相会。梦醒之后，她来到牡丹亭寻找，却未见梦中人，遂心生幽怨，竟积郁成疾而死。后历经周折，上天亦为杜丽娘之深情感动，令其复活，与柳梦梅相遇相爱，成就一段奇缘。
《牡丹亭》完稿之际，汤显祖掩卷长叹，写下了那一段感彻世人心扉的题词：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
是啊！“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杜丽娘情许柳梦梅，汤显祖情寄《牡丹亭》，皆是人世间最为纯粹与美好的情感期许与寄托。四百年来，这份对人世真情的吟唱与传诵，这份对风物人情的期许与寄托，正如那浩渺无际、舒卷云天的鄱阳湖，激荡吞吐着多少世人的心潮与热泪。
4.
汤显祖死后两百年，取代明代的清代也已垂垂老矣，亟待维新变法。1831年，被清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陈宝箴，诞生于江西义宁（今属江西修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上任不久，他就锐意改革，致力维新。文化上，他变士习、开民智，开创南学会、时务学堂、湘报馆；政治上，他肃清吏治、公开官权；实业上，他开设矿务局、蚕桑局、官钱局、工商局等，增加收入。新兴事业蔚然而起，湖南风气为之一振。
陈宝箴的长子是陈三立，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陈三立有五个儿子：陈衡恪、陈隆恪、陈寅恪、陈方恪、陈登恪，陈门五子在文学、艺术、史学领域均各有建树，世称“陈门五子，个个人杰”。其中，尤以三子陈寅恪最为世人称誉。
陈寅恪，字鹤寿，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人物。他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颇受学界尊崇。他学贯古今，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集》等。
无需多言，鄱阳一脉源远流长，鄱阳故人四海名扬。远溯陶渊明，近闻汤显祖，更有一代名相王安石、一代儒宗朱熹，还有那以黄庭坚为中心的重要诗歌流派——江西诗派，以及宋词名家晏殊、姜虁等。及至近现代百年间，修水陈门三代，又在人文学术领域，独树一帜、各显其能。这些源自鄱阳一脉的人物，遥应魏晋风流，吟咏唐宋风月，唱诵明清风雅，创变近代学风，令世人无不拍案称奇。
忽而忆及，百余年前，梁启超曾著《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在认定近三百年来学术中心为江、浙、皖三地之外，独发感慨而自问道：“何故江西与皖、浙比邻，而学风乃绝异？”
可以说，这样的“世纪之问”，不仅梁启超本人未能详尽作答，即便在今天，仍是“文化地理学”乃至所有文史研究者都深感兴味，却又无法精确论证的谜之课题。
岂止梁启超那一问“何故江西学风绝异”，百年难解；恐怕千百年来，鄱阳湖畔，望湖感兴，为之浩叹“何故绝异鄱阳湖”者，亦不乏其人。如今，眺望着这浩浩一穹鄱阳湖水，追想着那悠悠一脉鄱阳故人，真真是“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多少千古佳话，多少千秋盛迹，皆在这“盈盈一水间”，却又“脉脉不得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