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儿子李程（化名）从楼上一跃而下，让李大爷一家的生活蒙上了阴影。

4年后，我们敲开了李大爷的家门，以真情慰藉人世悲离，为李大爷一家阴霾笼罩的生活重添希望。

儿子自杀，算不算工伤？

“好好一个孩子，到国外工作就得了病，因病死亡难道不是工伤吗？”

在我最开始跟李大爷交谈中，他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原来，2009至2013年间，李程被公司外派到境外工作。其间正值所派驻国家形势紧张。特殊的环境导致李程压力过大，接连出现高速跳车、胡言乱语等失常行为，被公司紧急安排回国。回程时在机场又出现割腕自杀的情况，精神状况堪忧。回国后，李程被诊断患有双相情感障碍，也就是俗称的躁郁症。

李大爷40岁时才盼来了这个儿子，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了儿子身上。李程也没让父母失望，自小聪慧好学，大学毕业后很快被一家大公司看中，来到北京工作。儿子在外派工作时患上精神疾病，对李大爷夫妇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给儿子治病，老两口卖了山西朔州老家的房子，陪李程看病、吃药，跌跌撞撞地过了四年。

2017年4月的一天，平静的生活被彻底击碎。这天，李程从北京回到了山西大同家中。李大爷夫妇像往常一样出门买菜，留李程一人在家休息，谁知回到家时，却已是天人永隔……

儿子走后，李大爷内心的伤痛难以排遣，踏上了要求认定工伤的漫漫长路。因不服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经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后，李大爷来到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申请监督。

于法无据，于情可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认定需要具备“三工”要素，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我们经过审查，认为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李程回山西老家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关，其所患的精神疾病目前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职业病范畴。因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显然，在法律上无法支持李大爷的监督申请。

案件易结，心结难解。面对这对年近80岁的老人，我们忧心于他们的晚年生活能否得到保障，无法做到简单结案。据了解，李大爷每月有2000多元退休金，基本生活能够得到保障。李大娘比李大爷小8岁，属于农村户口，每月领取百余元的老人补贴。李大爷唯一的担心是自己终老后，老伴儿的生活得不到保障。

为了回应老人的合理诉求，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一并解决李大爷与涉案企业长期的矛盾纠纷，我们与李程所在公司的多个部门座谈了解到，自李程身故后，公司一直在为妥善处理李程身后事宜而努力，但因工伤认定问题使双方关系恶化，导致善后工作未能圆满完成。考虑到李大爷一家的生活状况，公司愿意给老两口提供必要的生活救助，希望西甲直播能够搭建平台促成矛盾化解。

释法说理，解开心结

为了充分释法说理，推动矛盾化解，我们专程赶赴山西大同上门接访。一开始，工作进展并不顺利。不论我们如何耐心地释法说理，李大爷始终坚持“儿子是因公殉职，除了认定工伤，其他的都不接受”。

为了打破僵局，承办案件的检察官李显辉上前拉住李大爷的手说：“老爷子，咱们在屋里聊了这么长时间，一起下楼转转透透气吧。”边散步边拉家常，检察官暖心的话语让李大爷从坚持认定工伤的情绪中渐渐地走了出来。最终，老两口同意与公司商议和解。

回京后，我们第一时间与李程所在的公司进行沟通，但由于李大爷提出的抚恤金额与公司可提供的救助款差距太大，多轮协商后，和解再次陷入僵局。为了推动矛盾尽快得到妥善解决，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张际枫带着我们再赴山西大同，面对面地与李大爷沟通和解事宜。

同为山西老乡，张际枫在谈话中亲切地称呼李大爷为“老哥”，从生活经历聊起，一下子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当谈到从军岁月时，李大爷还兴致勃勃地给我们展示了他年轻时的军装照片，老人的心扉慢慢地打开了。

张际枫释法理、讲情理，用真诚朴素的话语劝慰老两口过好晚年生活，最终打动了老人的心，引导李大爷放弃了过高的抚恤要求。“检察长都来了，该怎么办我都听你们的。”李大爷说。

送去救助，纠纷终了

经过多番协调，公司提供给李大爷夫妇30万元生活救助款。临近中秋节时，张际枫副检察长带着我们再赴山西朔州，看望慰问老两口，给他们送去救助款。

“儿子走了，我的心都死了。”性格坚毅、很少表露感情的李大爷说，“检察院公平公正，尽最大努力帮了我的忙，多年的心事终于可以了结了。”李大爷主动撤回了行政诉讼监督申请，历时多年的纠纷终于结束。

那天，一同留影时，李大爷紧紧地握着检察官的手，画面永久地停留在了那一刻。后来再遇到难题时，我总会回想起那一刻，那紧握的双手总能让我重振精神，给我继续前行的不竭动力。

（讲述人：王婧 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 本报记者 简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