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9日，该案开庭审理，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作为长期办理“两卡”犯罪案件的检察官，我见过形形色色的犯罪手法，但2024年办理的这起跨境遥控“跑分”案让我记忆犹新。我们经过自行补充侦查，最终认定的涉案金额从5.6万元增加至1000余万元，查实的被害人资金从5.6万元增加至160余万元。

犯罪嫌疑人卞某（绰号“卡蛋”）因涉嫌贩卖毒品罪于2020年3月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其间，为逃避处罚，卞某偷渡至境外，继续从事违法犯罪活动，2023年12月被遣返回国。

2024年1月10日，公安机关以卞某涉嫌贩卖毒品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提请我院批准逮捕。卷宗显示其犯罪事实有两起：贩卖毒品0.6克；在境外指使国内人员阿龙转移违法所得5.6万元。“三年多的境外活动，仅‘跑分’一次，涉案金额5.6万元，合理吗？”看着那本薄薄的卷宗，这个疑问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卞某偷渡去了境外，无一技之长，又长期吸毒，如果只“跑分”一次，他的毒资从何而来？

在批准逮捕的同时，我制发了继续侦查提纲，建议侦查人员重点围绕卞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继续深挖线索。2024年4月3日，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我院审查起诉，但犯罪事实没有任何突破。

面对僵局，我们启动了自行补充侦查程序。我调阅了卞某在境外期间我院办理的160余件涉“两卡”犯罪案件的全部卷宗，发现其中两起案件的被告人王某、孙某均在供述中称受“卡蛋”安排“跑分”，而二人供述的犯罪手法与本案如出一辙。

就在我为这一发现感到振奋时，供述中的矛盾之处又给我浇了一盆“凉水”。二人均在供述中提到，他们是2021年七八月份在涟水遇到的“卡蛋”，但此时卞某在境外，如何出现在涟水？“难道二人的上线‘卡蛋’与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只是绰号相同，实际上并非同一人？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吗？”不甘心就此放弃的我决定提审二人问个清楚。为此，我制定了详细的讯问提纲，赶赴监狱提审王某、孙某并组织其对“卡蛋”进行辨认。他们准确认出了“卡蛋”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卞某，并解释了供述中的矛盾系记忆偏差所致，实际上，2021年七八月份，两名被告人并没有在涟水遇到“卡蛋”，而是在境外的“卡蛋”先通过微信与他们联系，再通过加密软件安排具体“跑分”事项。

解决了一个疑问，新的疑问又随之而来，公安机关正在侦查的涉“两卡”犯罪案件是否也有这种情况？我们将情况通报给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迅速梳理，发现阿金也极有可能是卞某的下线。

“如果‘跑分’的人都说是我指使的，我要对所有案子负责吗？”面对“零口供”的卞某，我决定转向最枯燥也是最可靠的战场——银行流水。

接下来的时间，我工作的重点是让数据“开口”。对着上万条资金记录，我采用“被害人—中间账户—末端账户”双向溯源法。某个深夜，当发现阿金的银行账户与阿龙的银行账户在同一天收到同一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的转账时，我的困意瞬间消散！这两个看似独立的“跑分”行为，终于在资金池里关联到一起，而且王某、孙某二人在转账过程中，也多次与同一名一级卡主有关联。结合王某、孙某、阿金、阿龙的供述，我发现几人的作案时间段一致、作案手法相似，又在同一时间段内接收过同一名被害人或同一名卡主的资金，4人均先于卞某到案，归案后均稳定供述受卞某安排实施“跑分”。银行卡的关联性印证了4名同案犯供述的真实性。

卞某构建的“跑分”网络逐渐清晰——卞某在境外时，通过加密通信工具同时操控国内多个互不交叉的下线，形成“境外遥控指挥、境内多点执行、资金多层混洗”的犯罪链条。

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卞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事实全部查清，最终认定的涉案金额为1000余万元，查实的被害人资金为160余万元。2024年6月20日，我院以涉嫌贩卖毒品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卞某提起公诉，并提出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的量刑建议。9月25日，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采纳了起诉书中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和提出的量刑建议。一审宣判后，卞某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跨境遥控犯罪的幕后操纵者总以为地理屏障能斩断罪责链条，却忽视了犯罪必然留痕。“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要求我们不满足于就案办案，将不同案件中的碎片化证据整合为完整证据体系，最大限度还原犯罪事实，让犯罪分子罚当其罪，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

（口述人：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检察院高智慧  整理：本报记者管莹 通讯员衡亭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