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念传播到制度构建再到司法实践的完整体系
中国古代慎刑思想的多元实践
慎刑思想是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形成了从理念传播到制度构建再到司法实践的完整体系。它不仅体现了古代先贤对民命的敬畏之心，也体现出古代统治者的仁政理想。慎刑思想在中国传统法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司法智慧和实践理性。
慎刑思想的教谕功能
氏族社会时期，慎刑思想就已经出现。皋陶曰：“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偶然的过失，再大的罪过也给以宥赦；对明知故犯的罪恶，再小也处以刑罚；罚罪有疑问就从轻发落，赏功有疑问却从重给奖；与其杀害无辜的人，宁可犯不执行常法的过失；这种好生的美德，已经融洽到人民心里，因此，人民都能守规矩，不犯国法。皋陶这是对帝舜慎用刑罚、凝聚民心、国治有序的夸奖。这句话被法史学者当作上古时期慎刑思想的代表名言。宋人蔡沈在朱熹观点的基础上对这句话解释为：“辜，罪；经，常也。谓法可以杀，可以无杀，杀之则恐陷于非辜，不杀之恐失于轻纵。二者皆非圣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杀不辜，尤圣人之所不忍也。故与其杀之而还彼之生，宁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责。此其仁爱忠厚之至，皆所谓好生之德也。”犯罪是经常存在的，法律可以杀人，也可以不杀。杀人害怕无辜的人受难，不杀害怕放纵了罪人。这两者，都不是圣人想达到的公平公正的境界。杀害无辜的人，尤其是圣人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与其杀了他不如放他生还，宁愿自己承受失刑的责任。这表现了圣人仁爱忠厚的品性，也就是所谓的好生之德。
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慎刑思想的确立和强化。唐代帝王尤重对慎刑思想的诠释和实践，例如，上元元年，肃宗皇帝诏曰：“自古百王，钦慎刑法，盖以法者人之命，刑者国之权，苟或失其科条，固难措其手足。顷或奸臣擅命，中兴不修，造次便行，哀敬何在？自今已后，其有犯极刑者，宜令本司依旧三覆，庶平反之际，人谓不冤，幽明之间，理皆无滥。”唐肃宗对慎刑的要求是要做到幽明两界，皆无冤滥。同时，历代统治者也笃信《易经》中的解释和天象中的提示。《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慎刑如山，不留如火”，唐代经学家孔颖达认为：“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势不久留，故为《旅》象，又上下二体，艮止离明，故君子象此以明察审慎用刑，而不稽留狱讼。”按照《易经》中的说法，火在高处，明照四方，正如君子有明照之象，所以要“明慎用刑”。但“明”并不意味着可以有恃无恐、自恃聪明，故要戒“慎”。在卦象中，明而止即为慎象。北魏太和十二年八月有“月蚀慎刑诏”，该诏书内容是：“日月薄蚀。阴阳之恒度耳。圣人惧人君之放怠。因之?设诫，故称‘日蚀修德，月蚀修刑’。迺癸巳夜月蚀尽，公卿已下，宜慎刑罚，?答天意。”可见，统治者还将慎刑与天象相结合，认为“日蚀”“月蚀”这些天象都具有警示作用，其中“月蚀”意味着需要修刑，慎刑罚就是对天意的最好回应，所以，公卿以下皆须审慎用刑，戒冤滥的发生。
司法官对慎刑思想的具体实现
慎刑就要恤刑。《舜典》曰：“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钦”是“敬”的意思，“恤”是“慎”的意思，此句重在强调“惟刑之恤者，惟慎刑也”。《礼记·王制》有云，“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三刺”“附从轻，赦从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论”。西周时期，中央司法官在处理听讼断狱之事时，必先讯群臣，二讯群吏，三讯万民。对附加的刑罚，力求宽出、从轻为宜。要注意附入从宽典，赦出从极条。凡断五刑，必须与天理相吻合。南北朝时期，北魏宣武帝曾下诏，诏书内容包括对明察五听审讯的要求、对枷杖刑具规格要求以及对中央到诸州各级司法官矜恕折狱，减少使用酷刑的要求。北魏王叡做御史官时，上言说为治之要略有五事：“一者慎刑罚，二者任贤能，三者亲忠信，四者远谗佞，五者行黜陟。”其中将慎刑罚列于首，不仅是因为“钦恤惟刑”的要求载于《唐典》之内，更是由于慎刑罚有其治国理政的实际价值，君主如果能够明刑罚则奸宄息，政治风气自然会朝健康态发展，总的方针就是慎刑罚、重民命、防冤滥。
死刑犹须慎。慎刑的概念广于慎杀，慎刑重在强调慎用刑罚，慎杀则强调慎用死刑。在“晋弓工妻”的故事中，弓匠三年制成一弓，晋平公用此弓却射不穿一重甲衣，欲杀弓匠，弓匠妻子为其夫辩白时说：“妾闻羊牛践葭苇，周王恻然痛之，恩且及草木，而况不辜乎？秦穆公有盗食其骏马者，反饮之酒。楚庄王臣，有牵夫人之衣者，悉令绝缨。此三君者，仁著于天下，卒享其报，名垂至今，慎杀也……”弓匠妻子列举的周王、秦穆公、楚庄王都是历史上的贤君，她认为他们能名垂千古，在于他们三人都心怀仁恕，慎用杀伐之权。
三法司为古代中央司法机构，大理寺乃人命所系之司，刑部、御史台都承载着对人命案件的复核和监察职能，因此，中央司法官为防止冤案的产生，所肩负的责任更重。皋吕、于张（皋陶、吕侯、于定国、张释之）皆做大理寺官，四人被视为“庶狱明慎，刑辟端详”的代表，皋陶明于五刑，开慎刑之端，吕侯创设赎刑，于定国决狱平法，务在哀蠲，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故有“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之说。中国古代的“慎杀”理念深刻地揭示了如何让君主的仁恕之心具体化为司法官员“哀矜折狱”的职业操守。中国古代的“慎杀”传统经由历史故事的劝谕与贤臣的司法实践，已然从一种治国理想逐渐沉淀为一种明确的司法责任。
在充分驳辩中让慎刑思想发挥实际功能。人命案不同于普通刑狱，负责审判定罪的司法官应不厌精详、慎之又慎。但是，一人的聪明才智是有限的，同僚、官属的集体智慧是无穷的。为此，古代司法机构专门设计了驳辩机制，确保案情能够得到充分讨论。这就将慎刑思想从司法官员的个人操守上升为制度保障。例如，当刑部与大理寺审断意见相左时，可往复辩驳。这并非简单的权力制衡，更是慎刑思想在争议案件中的真正实现。到了明代，这种驳案技术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甚至出现了各种技术性总结。明代大理寺卿王概在其《王恭毅公驳稿》中，对驳稿诸式进行了总结。其总结出的驳稿程式大概有九种，分别为驳正式、违式式、不服辨式、有词式、参看招式、查原发式、查别起驳式、照驳式、调问式。每一种驳稿程式都对应着公文的写作体例和说明的重点。如“驳正式”的体例为：大理寺为某事据左寺案呈该刑部某清吏司，发审犯人几名、某等几名、各某罪，系某等项发落云云。除审拟合律外，参看得数内某犯，该前罪合拟如何为允，今拟如何欠当，缘罪无出入就驳径自改正，与某等几名俱如拟发落，今出某字几号勘合回报施行。从驳稿所列“驳正式”的文书写作体例可见，其用于一类拟律欠妥给予驳回自行修改的案件。这种高度格式化的驳议程式，为慎刑思想提供了稳定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文本载体，使其不再依赖于司法官员的个人自觉，而是更加看重在文书往来过程中，意见相左者可以反复推敲，力求案件精准解决。
除了驳稿体例样式的成熟，具体案例更能生动地展现驳辩过程中司法官员对慎刑思想的坚守。唐明宗天成三年七月，奉先令王延朗奏劾宗正卿李纾授予陵台县令张保嗣等各虚称试衔。大理寺断以诈假官论，刑部详覆，称非诈假。大理执之，召两司廷议，刑部理屈。该案刑部和大理寺的争议点是案件的定性问题，刑部不同意大理寺的定罪，认为李纾不构成诈假官，之所以在是否构成诈假官的问题上存在争议，是因为当时对“试衔”的规定不严格，有在考试问题上做手脚，甚至存在虚假考试的现象。最终，皇帝召集众臣展开廷议——最高级别的驳辩方式，由皇帝亲自参与，最终采纳了大理寺的意见，认定李纾构成诈假官罪。皇帝同时下诏强调：“天下州府，例是摄官，皆结试衔，或因勘穷，便关诈假。已前或有称试衔，一切不问，此后并宜禁止。”借此诏令完善了“试衔”制度。“诈假官案”完整地展示了法司之间从分歧到驳辩再到裁决的全过程，但这并非部门之间的权力斗争，而是在重大疑难案件上力求实现“疑罪惟轻”的慎刑宗旨。
我国古代的慎刑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瑰宝，对当代司法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首先，慎刑思想蕴含着重民命的人文关怀精神，为在司法办案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供了历史文化滋养。例如，古代慎刑思想中所蕴含的“哀矜折狱”的观念，内蕴法理情的协同，启发司法人员在严格执法、依法裁判的同时，关注案件的特殊情由及其背后的社会问题，力争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重实现。其次，司法公信力的建立离不开技术性和伦理性的双重支撑。如北宋利用碑刻的直观方式向官员和社会传递慎刑思想，其教育的主体更加侧重于官员群体。当今，对司法从业人员进行职业伦理教育，提升司法从业人员的慎刑、慎断意识显得尤为必要。再次，传统司法中通过驳议、复核等制度，强制要求司法官员对案件反复推敲，本质上是通过程序性规定来约束司法权，防止司法人员个体的主观臆断。当前，可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合议庭评议制度、死刑复核制度，让慎刑思想贯穿实体和程序全过程，以制度化的审慎避免冤错案件的发生。
（作者为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