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孟州市检察院 李小星

那天，送走谢某时，电梯门关闭的那一刻，她攥着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说道：“我知道你们尽力了，我也尽力了，无论结果如何，总算对我丈夫有了交代。”她的声音很轻，却像锤子砸在我心上。过去三个月的奔波调查、挑灯夜战，那些艰涩的医学名词、听证会上激烈的辩论、辗转求索的专家论证，最终凝结成这一纸“不支持”决定书。但是，我知道，真正的结案，是谢某的那句“有了交代”。

“我没法向丈夫交代啊！”

今年4月9日，谢某满脸泪痕地走进我院行政检察部办公室，手中紧攥着一沓材料：“检察官，我丈夫死了！他是厂里的工人，缴纳了工伤保险，可人社局不认定工伤，法院也不支持我们，到哪儿说理啊？”她用颤抖的手打开判决书——丈夫李某在工作岗位发病，从初次诊断到死亡经历了56小时46分钟，超过了48小时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工伤认定条件，人社局和法院都没有认定李某的情形属于工伤。

经进一步询问，我们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2023年4月25日，李某在工作中突感不适，被送至当地医院就医后病情急转直下，次日深夜被转入河南省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并使用每天耗费10万元的体外膜肺氧合设备抢救。4月27日晚，医院下达《危重患者出院告知书》，家属无奈签字出院，李某很快离世。谢某坚信，李某送医后当地医院治疗只是“打点滴”，真正的“抢救”应从李某被送入河南省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救治时开始算起，而且丈夫在用上体外膜肺氧合设备前可能已经“脑死亡”，而据她查找的不少类似情形，大多被认定为工伤。

监督审查确认判决无误

受理谢某的监督申请后，我们立即开展调查核实。

我们来到李某生前所在企业，发现其所工作的维修车间环境正常，但工友的一句“他爱喝酒，血压很高，曾经说过连续几年体检中多项指标都不正常”透露出李某早已存在健康隐患。

面对充斥着“格拉斯评分”“ECMO”“Caprini评分”等医学专业术语的病历，我和同事们成了“医学生”，挑灯夜战查资料、反复连线主治医生。从调查结果来看，结论十分清晰：本地医院的治疗确属必要抢救，李某的病征不符合“脑死亡”标准，从首次诊断时间算起，其抢救时间确已超过48小时。

为了得到权威认证，我们专门请教了省医院的专家，得到明确答复：“使用镇定药物下的昏迷状态不等同于‘脑死亡’。法律上的48小时起算点，不以家属理解的‘最危重抢救’为转移。”

调查至此，铁的事实摆在面前，在法律层面无法支持监督申请。但谢某那句“我没法向丈夫交代”的哭诉，沉甸甸地压在我们的心头。简单地作出“不支持”决定，能解开她的心结吗？

为了让结论更令人信服，确保监督结果合法公正，今年5月23日，一场为此案量身定制的行政检察听证会在我院召开，我们特意邀请了劳动法资深律师、三甲医院专科主任担任听证员，精心制作了李某病情发展时间轴，向与会人员对比展示了“脑死亡”的医学认定标准，同时结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关于“48小时”的规定，阐明了平衡劳动者权益与企业责任的立法本意。

听证程序结束后，听证员们一致认为，李某的情况的确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可尽管如此，谢某仍含泪哀求：“检察官，能不能再找专家看看‘脑死亡’时间？我是拼了命地借钱救他啊……”

在“不可能”中多走一步

虽然明知希望渺茫，但面对谢某最后的恳求，我们选择再试一次，于是立即启动了内部程序，尝试司法鉴定途径未果后，又联系了省内数家有资质的医疗鉴定机构，答复或是需要查验病体（已火化），或是不接受外部委托。同时，谢某也自行咨询了医生，结果与之前的判断一致。

经过再次确认后，我对谢某坦诚相告：“从情感上，我理解你的痛楚，但从职责和法律上，我们真的尽力了，只能依法办案。”谢某沉默良久，最终在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上签下了名字。随后，她露出一丝苦涩却真诚的微笑：“我知道，我理解你们，真的很感谢你们的努力。”

送走谢某后，同事们感慨道：“以前总觉得，化解行政争议就得支持诉求才行。现在懂了，即便是不支持，只要穷尽一切努力、真心实意办理，也能赢得当事人的理解和认可。”

回看此案，“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绝非一纸结论。我们啃下艰深的医学知识，只为用专业对话消除误解，从走访调查到专家听证，甚至突破常规寻求论证，这些履职的过程当事人都看在眼里，我们听懂了谢某“对丈夫交代”的执念，在释法说理中尽力传递着检察温度。

法律的天平未必总能倾向个体诉求，但检察官的尽责与真诚，可以成为穿透阴霾的一束光，温暖人心，弥合伤痕。这，或许就是“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最朴素的真谛。

（讲述人：河南省孟州市检察院李小星  整理：本报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张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