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金融和知识产权检察部三级检察官 杨晓霏

“租借手机，无需抵押，快速审核。”谁能想到诱人广告看似为资金周转困难者提供便利，实则暗藏非法放贷陷阱？这一切，要从我们办理的上海市首例以手机租赁为名、变相高利放贷的非法经营案说起。

2024年，公安机关接报：报案人称在网络平台租了四十余部手机，换得18万元借款，却被要求在三个月内偿还40余万元“租金”。租赁手机，为何背负天价债务？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侦查人员迅速抓获平台老板戴某，但其始终坚称自己从事合法手机租赁生意，租金“只是略高于市场水平”，但对手机最终流向、实际用途等均以“不知情”推诿搪塞。面对这种手法新颖、流程隐蔽的新型金融犯罪案件，侦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依法介入，与侦查人员共同梳理案件脉络。“本案并非简单租机，而是拆分为网络平台租机、回收变现放贷两个环节，涉及借款人、贷款中介、手机回收商等多个主体，必须穿透现象找本质。”我建议全面核查资金流向、手机流转轨迹、人员关联关系，重点固定平台数据、聊天记录等电子证据，从中撕开突破口。

这一思路很快打破僵局，戴某的作案套路逐步清晰：其运营的手机租赁平台主要通过贷款中介获客，以“无抵押、快速到账”为诱，精准瞄准急需资金群体；贷款中介引导借款人下载平台App，诱导其以市场价两倍的租金签订手机租赁协议；戴某收到订单后，直接将手机发送至合作的手机回收商；回收商将手机变现后转款给中介，中介扣除高额中介费、手续费后，才将剩余钱款转给借款人。借款人实际到手的资金大幅缩水，却要按高额租金履约，一步步陷入债务陷阱。经审计，戴某通过线上租机方式向130余人放贷170万元，年利率高达37%-1155%，远超法律保护的利率上限。

案件事实仅此而已吗？戴某手机中的一组照片引起了我的警觉：照片中多名借款人手持现金和借款合同拍照，而线上租机并无此操作。为彻查此案，我们依法开展自行补充侦查，逐一联系照片中的借款人核实情况，最终确认40余名借款人与戴某存在线下借款关系。结合侦查机关补充调取的资金流水、交易凭证等客观证据，查明戴某同时从事线下非法放贷活动，放贷金额达200余万元，年利率高达76%-2520%。

这么多借款人到底从何而来？我们在核查戴某电脑时，发现了一份包含4000余条公民姓名、电话的表格，部分信息与本案借款人完全匹配。在铁证面前，戴某只得如实交代：“这是我从放贷微信群里交换来的‘二手资源’，用来拓展客户的。”这种行为明显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侵害了不特定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必须依法追责。

2025年2月，静安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对戴某提起公诉，同时针对其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一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均获法院判决支持。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加强金融监管，丰富风险处置资源和手段，构建风险防范化解体系。“租机放贷”谜局的破解，既是西甲直播严惩新型金融犯罪的有力实践，也是深化源头治理、守护金融安全的具体举措。案件办理过程中，我们联合公安、法院对涉案手机回收商所在商场开展专项调研，从完善手机回收登记制度、提升商场日常监管等维度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堵漏建制、规范行业秩序，以法治力量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